王文书：元明清董仲舒从祀孔庙考补

王文书（1974-），男，汉族，河北衡水人，历史学博士，河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董仲舒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衡水学院董子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在研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董仲舒学术研究史”（19BZX051）。

元文宗名图帖睦尔，元武宗海山的二子，元朝第八位皇帝。元文宗自幼成长于汉地，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同时作为皇族子弟，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较好的文化素养。至治元年（1321年）图帖睦尔以“出居海南”名义，被发配流放至海南；至治三年（1323年）被封为怀王，出居建康。致和元年（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拥立图帖睦尔称帝继位，改元天历。四个月后，元文宗退出帝位，元明宗继位。仅过了七个月，元明宗从漠北尚未到达大都，突然暴亡，文宗再登帝位。

燕铁木儿在文宗登上皇帝位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元文宗政治上无所作为，只着意于文治。柯劭忞云：“燕铁木儿挟震主之威，专权用事。文宗垂拱于上，无所可否，日与文字之士从容翰墨而已。”（《新元史》卷二十二《文宗本纪下》）除创立奎章阁编修《经世大典》外，元文宗大力提倡尊孔，加封孔子父母及后世名儒，并依儒家礼仪新祀南郊。

在元文宗推动下，董仲舒终于在“至顺元年（1330年）冬十一月己酉，以董仲舒从祀孔子庙，位列七十子之下”（《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同年稍早，至顺元年秋七月戊申，“加封孔子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太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河南伯程颢豫国公，伊阳伯程颐洛国公。”董子并未加封号，只从祀而已。可能是文宗统治日短，国内多爆发农民起义，大***正在酝酿之中。由于人亡政息的缘故，及在此后元朝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不断有农民起义的爆发，加之天灾人祸，元文宗的诏令没有推行下去。

明朝初年，由于全国尚未全部囊括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孔子及先贤先儒的祭祀只在“京师国学及曲阜庙而已”。但是在文人儒生中有一股增加先贤先儒祭祀的舆论潮流。王祎，字子充，义乌人。以文章名世。危素、张起岩并荐，不被起用，遂归隐青岩山著书，名声日盛，后投朱元璋。洪武四年王祎为翰林院待制，作《孔子庙庭从祀议》，王祎以为，“荀况之言性恶，扬雄之事新莽，何休注《公羊》而黜周王鲁，王弼注《易》而专尚清虚；如此之等，犹在祀列。何以在汉独遗董仲舒，在唐独遗孔颖达？至如宋之范仲淹、欧阳修、真德秀、魏了翁，元之吴澄，凡此七人，并宜从祀；用以搜累代之旷典，昭万世之公议。”列出了孔庙从祀应增加的人员名单：董仲舒、孔颖达、范仲淹、欧阳修、真德秀、魏了翁等六人；提出“以今论之汉儒之从祀者十四人，而犹阙者一人，董仲舒是也。”他说：

“自夫孟轲既往，圣学不明，邪说盛行，异端并起，历秦至汉，诸儒继作，然完经翌传局于颛门之学，而于圣人之道，莫或有闻。唯董仲舒于其间，号称醇儒，其学博通诸经，于春秋之义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义、礼乐，以及勉强遵行、正谊明道之论，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时君，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隆孔子之教，使道术有统，异端息灭，民到于今赖之，则所以尊崇圣学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况之言性恶，扬雄之事新莽，犹获从祀，而仲舒顾在所不取何也？”（《王忠文集》卷十五《孔子庙庭从祀议》）

该篇文字代表儒者似缓实急、似轻实重的“公议所在”，奉献给“议礼之君子有所采择”。清人秦蕙田以为，“忠文此议必在江都未从祀之先，今以无年代可考，姑列于此，而其所议颇为折衷有理”，秦蕙田《五礼通考》將《孔子庙庭从祀议》列在至顺元年董仲舒首度从祀孔庙之时，其实秦蕙田没有作进一步考证。王祎在洪武五年（1372年）云南被害，死时年龄52岁，如倒推到至顺元年（1330年），时年只有10岁，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明会典》以为，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命礼官儒臣厘正祀典。此时宋濂作《孔子庙堂议》，王祎作《孔子庙庭从祀议》，但朱元璋只采纳了宋濂《孔子庙堂议》的上奏，而拒绝了王祎增祀董仲舒、孔颖达等七人的提议。

直到洪武二十年，孔子及先贤先儒的祭祀才推广到全国。“乃诏天下、通祀之学宫。”但董仲舒并未在从祀之列。《彰化县志》载：“明高祖循前代之旧，大成至圣文宣王南向，四配东西向稍前，十哲稍后，爵皆公。从祀诸贤列东西庑，凡百有五人，爵皆侯、伯……西则单父侯宓不齐、高宓侯公冶长、北海侯公晰哀、曲阜侯颜无繇、共城侯高柴、寿张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须、钜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鳣、临沂侯冉孺、沐阳侯伯虔、诸城侯冉季、高宛侯漆雕徒父、濮阳侯漆雕哆、邹平侯商泽、当阳侯任不齐、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鄡单、祈乡侯罕父黑、缁川侯申党、厌次侯荣旂、南华侯左人郢、朐山侯郑国、乐干侯原亢、胙城侯廉洁、博平侯叔仲会、高堂侯邽巽、临朐侯公西舆如、内黄侯蘧伯玉、长山侯林放、南顿侯陈亢、平阳侯琴张、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邱明、临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胜、成都伯杨雄、考城伯戴圣、曲阜伯孔安国、岐阳伯贾逵、扶风伯马融、高密伯郑康成、任城伯何休、偃师伯王弼、新野伯范宁、道国公周敦颐、洛国公程颐、郿伯张载、徽国公朱熹、开封伯吕祖谦，凡五十二人。”（《彰化县志》卷四《学校志·诸儒历代庙祀》）可见西庑五十二人独缺董仲舒，元文宗的董仲舒从祀并没有被明朝所继承。

直到洪武二十九年，董仲舒才实现再次从祀孔庙。这次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个名叫杨砥的下级官员。杨砥，字大用，泽州人。洪武末，由进士授行人司右司副。行人司，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置，设行人，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后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另设行人三百四十五人。洪武二十七年后定均以进士充任，升品秩。凡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四方，征聘贤才，及赏赐、慰问、赈济、军务、祭祀，则遣其行人出使。行人司右司副向皇帝提出孔庙罢杨雄从祀进董仲舒的建议也在其职责范围之内。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壬申，行人司副杨砥上疏言：“扬雄为莽大夫，贻讥万世。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正谊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庙从祀有雄无仲舒，非是。”（《明史》卷一百五十《杨砥传》）帝从之。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董仲舒从祀并追封为江都伯。

从杨砥的奏言“今孔庙从祀有雄无仲舒”一句看来，从明朝建国一直到洪武二十九年孔庙从祀先儒之中并未有董仲舒。或者是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并未全盘继承元代从祀制度。如洪武五年（1372年）曾一度罢孟子配享，《明史》载：“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钱唐传》）可能董仲舒的情况与之相似，只不过是董仲舒没有孟子在当时的地位高而已，没有进入史书的记载，没有引起大的震动。只有一个官阶较低的杨砥建言，杨砥建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董仲舒才得以替代扬雄再次入祀孔庙。

此次董仲舒再次从祀获得时人的认可。程敏政云：“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杨砥建议，请黜扬雄进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纳其言而行之主张，斯道以淑人心可谓大矣。”（《篁墩文集》卷十《奏考正祀典》）

《明史》载：“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广川伯，胡安国建宁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明史》卷五十《至圣先师子孔庙祀》）《明史》是清人所编，追封之事的记载没有背景。而是不少明代的典籍明确记载为成化三年。明程敏政《董子祠堂记》云：“宪宗又用辅臣言，追爵广川伯，董子之道益显。”（《篁墩文集》卷十八《董子祠堂记》）明宪宗朱见深采用辅臣意见，追封董仲舒为广川伯。辅臣为谁？辅臣就是刚被启用的商辂。黄佐《翰林志》载：“成化三年，用大学士商辂议，封仲舒为广川伯、安国为建宁伯、沈为崇安伯、德秀为浦城伯。从之。辂又请加孔子以道配天地之号。事寝不行”。（《翰林志》卷七《议祀典》）

景泰八年（1457年）发生夺门之变， 复辟后的英宗对景泰帝信任的大臣进行打击。于谦被杀，商辂被诬革职下狱，后赦免回到淳安家乡。成化三年（1467年）二月商辂再次被起用，以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刚被启用的商輅向宪宗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其中之一就是“崇圣道臣”。

惟孔子道高德厚，功参造化，故中庸称其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臣谨按历代封号，唐称文宣王，宋加至圣，元加大成，亦云至矣。然至圣二字本中庸，惟天下至圣言其德之盛也。大成二字，本孟子作乐者，合众音之小成，而为大成言其德之全也。但于道字或有所遗，于中庸所称有所未尽，故元时加封，诏云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岂非封号未尽，于上律下袭，故诏词止及于祖述宪章也欤，洪惟我朝，尊崇孔子远过前代，而封号仍旧，岂非缺典，臣愚欲望皇上断自宸衷，于大成之上加封“道配天地”四字，则于孔子之道德无遗，中庸之称述兼尽矣。臣又思宋胡安国、蔡沈、真德秀诸贤，虽我朝增入从祀，然皆未有封爵，乞敕礼部翰林院通行议，拟奏请定夺，则儒道增光，斯文幸甚。（《翰林志》卷七《议祀典》）

实际上商輅追封先儒的奏章并未提及董仲舒。因为董仲舒在洪武二十九年再次进入孔庙从祀之时已经追封江都伯，此次追封应该是改定封号。此次更定封号统一以先儒籍贯作为封地。如胡安国是建宁崇安人，封“建宁伯”；蔡沈是建州建阳人，宋淳化五年(994年)，建阳县西北乡的崇安场升为崇安县，故封“崇安伯”；真德秀建宁府浦城人，封“浦城伯”。因此，董仲舒由原来的“江都伯”改定封号为“广川伯”。其位次西庑先贤先儒第三十四位，先儒第五位。

早在明孝宗弘治年间有大臣建议改定从祀位次。“弘治元年冬十月，议釐正文庙从祀，不果行。”“礼科右给事中张九功请罢荀况、马融、杨雄，进礼部侍郎兼学士薛瑄，下礼官集议。”（《頖宫礼乐疏》卷二《从祀沿革疏》）但事并不成。弘治十一年（1498年），南京兵科给事中杨廉提出，宋五儒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居于荀况、马融诸人之下，与孔庙从祀“崇德报功”的功用相悖，要求更定从祀的位次，“俾宋五儒者得于孔门诸子接席于两庑之间，超荀况等而处其上”。（《礼部志稿》卷八十五上《重定从祀位次》）弘治十二年（1499年），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上书，说：“臣窃以为汉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韩愈，而尚有可议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论己多，大约以为僣经而不得比于董韩云尔。臣请断之以程朱之说。程子曰：‘王通，隐德君子也’。论其粹处殆非荀扬所及，若续经之类皆非其作，然则程子岂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僣经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论治体处，高似仲舒，而本领不及；爽似仲舒，而纯不及。’”奏章提出增加文中子王通从祀，“今董韩并列从祀，而通不与疑为阙典。”（《篁墩文集》卷十《奏考正祀典》）奏章当时并未获得皇帝的认可，但“嘉靖九年所定实本于此”，宋五儒者位次的变动及王通增祀结果影响到董仲舒的位次变动，其从祀地位发生变化。

嘉靖九年，董仲舒去封号直称先儒，只是孔庙去封号的一部分，并非直接针对董仲舒，其是“大礼仪之争”的一个缩影，与嘉靖朝的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直接相关。

“大礼议之争”是嘉靖皇帝联合新兴官僚与朝廷保守派老官僚围绕“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争论。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由于武宗死后无嗣，由武宗的堂弟朱厚熜（嘉靖帝）继承皇位。嘉靖皇帝联合新兴官僚与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就谁为嘉靖帝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嘉靖帝生父尊号的问题展开一场长达三年多的政治斗争，最后以嘉靖帝的胜利告终，追尊其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为献皇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孝宗曰“皇伯考”。大礼仪之争的实质是皇权与阁权的政治之争，以及学术思想上正统程朱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斗争。大礼仪之争影响到孔庙的祭祀典礼，孔庙的祭祀典礼的争论是大礼仪之争的继续，也就影响到了董仲舒在孔庙的封号及排位。

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言：“先师祀典，有当更正者。叔梁纥乃孔子之父，颜路、曾昽、孔鲤乃颜、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庙庭，纥及诸父从祀两庑，原圣贤之心岂安？请于大成殿后，别立室祀叔梁纥，而以颜路、曾昽、孔鲤配之。”（《明史》卷五十《礼四》）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以及配享的颜回、曾参、子思的父亲颜路、曾昽、孔鲤从祀在两庑，而孔子以及颜回、曾参、子思在主殿，就造成了子主父次的局面。与嘉靖皇帝入承大统，其生父不能入太庙一样。嘉靖皇帝深以为然，说：“圣人尊天与尊亲同。今笾豆十二，牲用犊，全用祀天仪，亦非正礼。其谥号、章服悉宜改正。”张璁根据嘉靖皇帝的旨意，进一步提出：“孔子宜称先圣先师，不称王。祀宇宜称庙，不称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毁。笾豆用十，乐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号宜削，止称先贤先儒。其从祀申党、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罢，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于其乡，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蔡元定宜从祀。”嘉靖命礼部会翰林诸臣讨论方案。编修徐阶疏陈易号毁像之不可。嘉靖皇帝大怒，贬谪徐阶官职。御史黎贯、给事中王汝梅等亦极言孔子不宜去王号。嘉靖大怒，怀疑反对派借此指斥其追尊皇考之非。嘉靖亲制《正孔子祀典说》《正孔子祀典申记》，张璁作《正孔子庙祀典或问》驳斥反对派大臣的意见。最后礼部会商的结论：“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不复称公侯伯。遵圣祖首定南京国子监规制，制木为神主。仍拟大小尺寸，著为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明史》卷五十《礼四》）嘉靖改制以后，董仲舒去广川伯封号，称先儒。

嘉靖十年（1531年），国子监建成启圣公祠，进一步确定了先师、四配、十哲、先贤、先儒的位次，两庑从祀先贤先儒凡九十一人，其中先儒位次如下：“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孔安国、毛苌、董仲舒、后苍、杜子春、王通、韩愈、胡瑗、周敦颐、程颢、欧阳修、邵雍、张载、司马光、程颐、杨时、胡安国、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蔡沈、真德秀、许衡。”（《明史》卷五十《礼四》）如按照东西两庑其顺序是：东庑先儒14位，有“榖梁赤、高堂生、毛苌、后苍、杜子春、韩愈、程颢、邵雍、司马光、胡安国、杨时、张栻、陆九渊、许衡”；西庑从祀先儒19位，有“左邱明、公羊高、伏胜、孔安国、董仲舒、王通、周敦颐、欧阳修、张载、程颐、胡瑗、朱熹、吕祖谦、蔡沈、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五礼通考》卷一百二十《吉礼》）董仲舒列两庑先儒之第八位，居于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孔安国、毛苌之后。此后遂成定制，并且颁行全国。明嘉靖壬子《安溪县志》载：“礼部仍刊御制《正孔子祀典说谕记》凡三本，颁行天下。于是历代未安之典，悉厘其陋，追崇孔子之制，始协诸中。今本学皆奉行如制云。”（《安溪县志》卷四《学校类》）

崇祯年间董仲舒从祀地位再度上升，从先儒升为先贤。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帝发上谕：“朕览我圣祖命儒臣纂辑《五经四书大全》，其中作述传注引證等项，惟宋儒周子、两程子、朱子、张子、邵子为多，可见理学大明于宋，而周程诸子大有功于圣门。然与周秦汉唐诸儒并称先儒，窃为不安，兹欲特加崇隆，是否可行，著礼部、翰林院、太常寺、国子监礼科等衙门会同详议来说。”十月几个部门合议结论，“以周程六子宜称先贤，并请汉儒董仲舒、隋儒王通俱称先贤。”（《五礼通考》卷一百二十《吉礼》）因为董仲舒的贡献，将董仲舒与王通与宋五子一起改成先贤。秦蕙田却以为：“以六子宜加隆称，此诚明主之特见。部中议及董王则赘词矣。”崇祯十五年以后天下大乱，此次改定称号仅仅在京城国学实行，没有推广到天下，“仅国学更置之，阙里庙庭及天下学宫未遑颁行也。”（《五礼通考》卷一百二十《吉礼》）

早在明末就有按照时间为序的呼声。李之藻云：“两庑位次《重修会典》及《礼乐志》诸书所列参差不一，此遵嘉靖祀典。”（《頖宫礼乐疏》卷二《从祀沿革疏》）嘉靖十年之后大部分地区和机构是按照这一规定执行，但并非完全一致。从祀诸位先贤先儒的位次不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造成认知的混乱。“以两庑会同，校其朝代先后之槩，则其序置舛错，终亦有不安于心者。”并特别提出“董仲舒亦仕武帝，而在汉初高堂生之上”。（《頖宫礼乐疏》卷二《从祀沿革疏》）李之藻在《考定两庑位次疏》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主张，要求更定先贤先儒从祀顺序，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序。李之藻给定的位次如下：“东三十二位左丘子(明此下位次更注定，故改黜不悉)；西三十二位公羊子(高)；东三十三位榖梁子(赤，以上周末)；西三十三位伏子(胜)；东三十四位高堂子(生；以上秦汉间人)；西三十四位董子(仲舒汉景帝博士)；东三十五位子国子(安国)；西三十五位毛子(苌，以上武帝时人)；东三十六位后子(苍，宣帝时人)；西三十六位杜子(子春，哀平至明帝时人)东三十七位王子(通，隋人)；西三十七位韩子(愈，唐人)等等”然终有明一代未实行李之藻之提议。

直到清朝初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满清早在关外时就开始建筑孔庙，祭祀孔子。崇德元年（1636年）建孔庙于盛京，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顺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定鼎北京以后，开始在北京确定孔庙祭祀制度。“以京师国子监为大学，立文庙。”对于先师孔子的封号以及释奠、释菜制度确立，从祀制度亦随之确立。“以先贤、先儒配飨从祀”。其排定位次是：“先儒公羊高、谷梁赤、伏胜、孔安国、毛苌、后苍、高堂生、董仲舒、王通、杜子春、韩愈、司马光、欧阳修、胡安国、杨时、吕祖谦、罗从彦、蔡沈、李侗、陆九渊、张栻、许衡、真德秀、王守仁、陈献章、薛瑄、胡居仁，凡二十八人。”（《清史稿》卷八十四《礼三》）董仲舒称先儒，居西庑。由于左丘明升先贤，但是后苍从原来的第九位提升至第七位，董仲舒位列先儒公羊高、穀梁赤、伏胜、孔安国、毛苌、后苍、高堂生之后，仍在先儒之第八位。

地方具体执行则会出现不同情况。有的按照顺治二年的排序执行，有的则按照时间排序安排位次。《山东通志》载：“按两庑位次，《阙里志》所载，及顺天府直省府州县卫各学，俱依照时代为序，兹据国子监分先贤先儒为序。”山东如湖广、广东一样都采用顺治二年国子监的排序。而顺天府直省府州县卫各学校则采用“时代为序”。特别偏远的地方，董仲舒的位次仍保持嘉靖定制后的位次，如台湾的诸罗县。《台湾诸罗县志》载：“诸罗自康熙二十五年设学，乃有释奠之祭，时庙在善化里西保(即目加溜湾)，春秋为篷厂以祭，弗克成礼。四十三年，县治归诸罗山。四十五年冬，海防同知孙元衡摄县，建大成殿。乃奉迎先师、四配、十哲、先贤、先儒入县治新庙，舍菜如上丁之仪；别奉启圣公及从祀于义学以祭。四十八年，凤山令宋永清署县，建启圣祠两庑。是年，秋祭启圣公，从祀始各安其位。五十四年，知县周钟瑄重修大成殿、启圣祠，重建两庑。”（《诸罗县志》卷四《祀典志文庙》）这里的先儒位次如下：“东庑先儒(见祀一十七位)　左子丘、谷梁子赤、高堂子生、毛子苌、杜子子春、王子通、欧阳子修、周子敦颐、程子颐、张子载、杨子时、罗子从彦、陆子九渊、蔡子沈、许子衡)、陈子献章、王子守仁。西庑先儒(见祀一十七位)公羊子高、伏子胜、子国子安国、董子仲舒、后子苍、韩子愈、胡子瑗、程子颢、邵子雍、司马子光、胡子安国、李子侗、吕子祖谦、张子栻、真子德秀、薛子瑄、胡子居仁。”（《诸罗县志》卷四《祀典志文庙》）董仲舒仍称先儒，居西庑，左丘明在先儒行列，但后苍排在了董仲舒之后，因此董仲舒仍位次第八。

同治二年（1863年），御史刘毓楠以为祔祀新章过严，“如宋儒黄震辈均不得预，恐酿人心风俗之忧，”朝廷责其迂腐荒谬。同年，增加从祀名儒，鲁人毛亨，明吕棻、方孝孺并侑飨；更订增祀位次，“乃定公羊高、伏胜、毛亨、孔安国、后苍、郑康成、范宁、陆贽、范仲淹、欧阳脩、司马光、谢良佐、罗从彦、李纲、张栻、陆九渊、陈淳、真德秀、何基、文天祥、赵复、金履祥、陈浩、方孝孺、薛瑄、胡居仁、罗钦顺、吕棻、刘宗周、孙奇逢、陆陇；其列东庑，谷梁赤、高堂生、董仲舒、毛苌、杜子春、诸葛亮、王通、韩愈、胡瑗、韩琦、杨时、尹焞、胡安国、李侗、吕祖谦、黄干、蔡沈、魏了翁、王柏、陆秀夫、许衡、吴澄、许谦、曹端、陈献章、蔡清、王守仁、吕坤、黄道周、汤斌列西庑，并绘图颁各省。”（《清史稿》卷八十四《礼三》）董仲舒在此时在先儒中位列西庑先儒第三位，先儒总排名在第六位，位列穀梁赤、高堂生之后，居于孔安国、后苍、毛苌、杜子春等之前，位次较之前有所提升。光绪四年《圣贤象赞》第三册图形先儒六十七人，董仲舒在先儒排在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之后，位次第五位。

董仲舒在元文宗至顺元年进入从祀行列，但是并未在全国推行开来，所以，明朝初年董仲舒并未在从祀之列，到洪武二十九年在杨砥的建议下再次进入从祀行列，封号“江都伯”。明成化三年（1467年）在商辂的建议下，改封“广川伯”。在大礼议之争的背景下，嘉靖改订从祀制度，董仲舒去广川伯封号，直称先儒，并且此次改制在全国大规模推行，影响深远。明末崇祯间董仲舒短暂进入先贤行列。清代先贤先儒的从祀基本按照两套制度推行，或是顺治二年的国子监体系，或是在前明的嘉靖十年的体系的基础上，按照他们理解的时间顺序排定位次，董仲舒的排位全国并没有一定之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