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我十八九岁的时候,不是生活在贫穷的乡下,而是生活在喧嚣的大城市,我会怎么选择?假如我不是出生在农民家庭,而是出生在富有的家庭,父母都是当官、做生意的,我会怎么选择?
假如我最初不是清贫的小学老师,而是进入了一个热闹的、充满诱惑的环境,我又会怎么选择?假如我还没有证得心灵的自主,就接触了诸多的繁华和精彩,我还能像最初那样,守住宁静和质朴,脚踏实地地走到今天吗?不好说。
现在,我觉得我的定力已经很好了,但时不时仍有诸多诱惑扑面而来,稍加不注意,就会被裹挟而去。
我也时常发现,很多人在大城市里待久了,或是跟一些精明的城市人,尤其是成功人士聊天,就会自然而然地谈到关于成功、财富、事业的话题。这时,人们往往就会产生强烈的目的心和功利心,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找出无数借口,让自己失去平衡、失去理性、追逐所谓的梦想、追逐所谓的成功。最后,他们往往会迷失自己,失去方向。
这就是典型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所以,老子非常了不起,他说出了如何在城市里保持出离心,如何在城市里守住质朴的大道。他虽然没有说出出离二字,却很好地说出了如何出离。
很多人对这一章的解读也都很好,包括朱元璋。
朱元璋很有意思,他批注《道德经》批注得很好,但他自己的有些行为却很糟糕。他没有按照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他的统治中有很多血腥的东西,尤其是杀掉开国功臣这种做法,体现了他内心的残忍,他是个欲望极重的皇帝,在对贪官的处罚方面,他也用了非常极端的酷刑——剥皮揎草。
他设了专门的剥皮场,在剥下的人皮中填满稻草和石灰,立在继任官员公堂上的桌座旁边,以示警戒。据说,他在任三十一年,发动了六次大肃杀,杀死了十多万贪官。他还处死了对他忠心耿耿的一些大臣,看来批注《道德经》并没有改变朱元章的残忍。
汉文帝、汉景帝和窦太后治国时,用的都是黄老之术,国泰民安,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文帝和汉景帝是爱老百姓的,他们都是典型的用老子思想改变中国的例子。
老子就能改变人,他改变了无数的人,仅仅是一章,就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轨迹,改善了多少人的生命质量,他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
我上高中的时候,最喜欢背的就是《道德经》和《庄子》。我十八九岁时最着迷的,也是《道德经》和《庄子》。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它直接改变了我后来的生命程序,让我远离了一些喧嚣。
很多朋友问我,如果想读传统文化经典,应该先从哪里入手?我告诉他们,最好从《道德经》入手。他们问我,读不懂怎么办?我说,读不懂也不要紧,仍然最该读它,因为,你只有登上山顶,才能窥得万相。
读了《道德经》,你眼中的世界就不一样了,很多事你就会清楚明了。当然,虽说《道德经》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但要是只读不照着做,它的改变也很有限,朱元璋就是一个例子。
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生命,不是由经典决定的,而是由人自己决定的。
如何决定?选择。“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实际上,修行是找回本心的过程,这个过程,我将其称为“招魂”。每天给自己一点点时间,跟着心走,看看它想干什么,然后把它们一个个招回来,直到将所有贪心、嗔心、痴心、妄心悉数招回后,就会进入一种清净状态。
随时保持这种状态,魂魄就不会轻易“离体”,外邪则不易入侵。所谓外邪,就是勾引本心的外物,抗拒勾引,慢慢地就能对这些外物视而不见了。
“生态”盖指生命体与其环境的有机联系。生态伦理就是人们对生命存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道德观念、基本规范和道德实践。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环境危机的广泛体认,生态意识猛然走出专业圈囿,置身公众舞台,被赋予影响人类环境实践,维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任,成为世界显学。道教不是生态学,但其生态伦理精神因其独有的特色而为其他学说和宗教不可替代,否则就不可能衰而复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在伦理认识上,道教以其重视生命的喜乐、宁静、恬淡、朴素和心灵的充实与扩展为特色,关注自我与自然的协调,以人为本,内容简而深、博而约,具有无穷的趣味;在伦理实践上,道教致力于体玄修道,韬光养晦,淡泊名利,求得生命在情感、行为、自然、人伦与文化的互动中长存长立,因此它在对自然生态和人的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开发生命活力的自觉能动性、与自然对象的同一性以及伦理认识的整体系统性。用道教的话来说,就是“自然之道不可违” 1 、“顺乎自然之道”。此自然所指是事物本质之自然、人生之自然、社会之自然。参悟事物、人生和社会之本质,求得生命与本性应有的风格、态度和气象,就是道教伦理追求的目标与精神支柱。
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体现在它的精致深刻的内容和吸引世人的内涵中,蕴涵在使它延续、发展久远的生命力中。具体而言,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万物一体的精神。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对象是“道”。道教的宗旨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所谓得道,就是通过修炼与大道一体化,因此,道教在中国诸多宗教中是最注重现实生命的宗教。在它看来,世间万物是一体的,自然万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应当以生为乐,重生恶死,使生命不断升华。人类也要以平等意识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个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 2 ,认为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与各个层次的自然事物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世界。在道教思想家葛洪那里,万物一体的平等意识也非常明确和丰富,他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实现“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的理想,这个理想也就是与自然齐一或万物一体的境界。道教还有“生道合一,重人贵生”思想,老子指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物我一也。”这表明道教注重从宇宙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意愿。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精神告诉人们,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社会。
二是生而不有的精神。与万物一体的精神相关联,道教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和准则是产生万物而不占有万物的道德。道教认为,人的肉体修炼、精神完满的最高境界是“道”。“道”是如何产生的呢?葛洪提出:“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 3 并且自认为这是对老子智慧大道的发挥。老子曾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的要义是:“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由之,只有“道法自然”才符合道德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在于繁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它们。唐代道教学者、医学家孙思邈就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他的医学理论以天人一体、生而不有说为基础,谓“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支五藏”,“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4 孙思邈本人“学殚数术,高谈正一”,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品德高尚。道教的这种生而不有的精神具有相当的实践性和普世意义这种实践性和普世意义,提出了世间事物持续平衡发展的观念,揭示出人类要顺应自然,效法自然法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才能得心应手,取得成果;如果强行索取,则会适得其反,破坏和谐,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
三是曲成万物的精神。在道教以前,《周易传》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这里指出天道与地道是相对峙而又相协调的,其协调是由人来作中介的。老子将人提到重要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既然“人亦大”,那么人就不是仅依附于自然,受制于自然,而要驾驭自然规律。因为人要依靠自然而生存,要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道教于此进而提出:人要三思而行,审时度势,求仙问道而不强作妄为;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势必败坏心性,甚至危害人类自身。道教的修习者认为人与宇宙万物是互相感应的,感应的基础在于人和万物都有灵性,人与物资讯相通。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为宇宙共同体中的一员,应该以促进整个宇宙更加和谐完美为目标,而不应该以毁灭各种自然物的行为来扼杀宇宙的生机。因此,道教不仅给人以一种思想信仰,以安身立命或将注意力放在教义教规的完善和遵守上,求得祭祀、祈祷的肃穆和虔诚,而且将信仰或教义教规具体化为各种道功、道术,进而形成操作体系,引导众信徒去实践力行。可以说,道教是重视道、术、行的宗教,既重视“道”的提升,又积极提倡功法和炼养术。真正的道徒对道教真谛的切实掌握,在于不仅要懂得它的基本宗旨,或具备其虔诚的信仰,还要作道术的训练,努力积累道功,日进无疆,不断深化和纯正信仰。这样,就充分强调了人类活动的主体能动性,以及人与自然的适应性。人作为天地的中介与协调者,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制约自然变化,加以引导,以曲成万物。
四是合而不同的精神。道教合而不同的精神是与传统伦理学中的“和合”精神相承接的。道教《太平经》提出:“中和者,主调万物者也”,认为自然界与人间社会各层次的事物,皆包含阴、阳、和三种基本要素,合而构成一物,故名三名同心。“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5 三名同心就是理想的太平世界。阴阳之道体现天意,所以人要顺应阴阳之理,从各个方面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顺,才能消灾去异,致力世界太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道教在信仰系统、丹术符箓、仪式规范中发展了和合的思想。合而不同的生态智慧,帮助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多样性存在的意义。保护了事物的多样性,就有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
五是循环再生的精神。在关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方面,传统的中国人确立了“大”和“久”的目标,并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要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节制人的无穷欲望,不造成对自然与人类的伤害。《周易》指出了两个途径,其一是“九二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天下,不伤财,不害民。”道教也发展了类似的思想,强调对生命以及生命存在条件的确认是圣人之智、圣人之德,是圣人之业,人的理想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物我同一的美好社会,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生命可以循环连续、周流罔停、生生不息。早期道教认为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卓然特立于一般人的本性之外,甚至化身异形,有似雀之化为蛤,雉之化为蜃。后来的道教吸收了更多的人伦日用思想,从生命循环再生的角度出发,把“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入任意” 6 作为神仙之道。五代时期的道教学者谭峭以“化”的观点看待宇宙、人生和社会,提出:“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眄,而顾眄化揖让……” 7 整个人生和社会的兴盛就处在变化统一的过程中。道教在利用物资的观念上,主张人类要多多节制欲望,保持万物的生机与发展活力,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依时令进山伐林,夏以前禁采樵,禁捕幼兽幼鸟、禁杀鱼蟹,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等观念是相当一致的。人与生物资源相处,要进行物质交换。进行物质交换不是强行占有,而是对自然作顺应与调适。
六是融通万有的精神。道教思想一向把大自然看作是一个充满生命的超巨大系统,其中的所有事物都相互有机地联系着,宇宙在其历程中运行,是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的交叉线。从老、庄之始便探其玄机,以揭示自然界中固有的整体关系。老子说:“大道泛合,其可左右。万物持之持生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8 也就是说,大道像广阔的河水一样滋润着万物,毫无私心,毫无偏意,像伟大的母亲一样爱护着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依靠道的养育而生。对自然界要善意对待,这是因为在根本上“人与天一也”。9 既然如此,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庄子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10 也就是说,万物都来自特定的物种,但在不同物质的物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和转换,如同圆环一样,分不出始终和次序。这种自然的联系性,可以叫做“天均”。道教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是创造一切生命的总源泉,是融贯万物生成的总动力。唐代道士吴筠说:“通而生之之谓道,道固无名焉。畜而成之之谓德,德固无称焉。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知其终。探奥索隐,莫窥其宗,入有之末,出无之先,莫究其朕,谓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纲也。” 11 这里立足于物象世界的固然之理,推理道德本体对于物象世界的意义,其中蕴涵着通生无匮、品物有方的生态伦理智慧。大道是宇宙的本原,也是观察天地万物的出发点;站在大道的角度观察人世,天地同一,万物一齐,物我无分,无此无彼;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人间诸事虽然各有其理,但说到根本上,则各顺其情,各尽其性,各自自然,各自皆安,这就是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体悟到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也就体悟到了大道,也就融入了大道。
总而言之,上述诸方面,落实到现实中以保持生物物种、绿化美化生活环境,可以为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道教生态伦理必然并且能够进行现代性转换。而转换的契机,则在于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现代性人格的塑造。因为根据道教的观念来看,人经过修炼而达到的崇高境界并不神秘,遥不可及,至高的神仙也是人在世的造化和修行的体现。我国宗教史专家牟钟鉴先生把道教的神仙人格特征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生命力深厚旺盛,因此能够健康长寿;二是精神境界高超,摆脱“小我”而成就“大我”,所以精神可以不死;三是智慧超群,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却又大智若愚,和光同尘;四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功德在世;五是潇洒自在,豁达从容,善于化解烦恼,始终保持喜乐心情。能够做到这些方面,就可以称为活神仙。所谓神仙境界,除了幸福快乐的人,便是优美宜人的环境。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人民和平幸福地生活着,其乐融融,这就是人间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12 我们认为,人们只要努力建设,把中国道教的这种万物一体、生而不有、曲成万物、合而不同、循环再生、融通万有的伦理精神,融会灌注到现代人格的塑造中,用以推进我们的物质和文化建设,人间的仙境是可以在眼前出现的。
白居易《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似乎,真正的修行不是“隐于野”以获得身心清净,而是脱去修行人的痕迹,混迹于红尘,实现心的超脱,这样就不会觉得累了,慈悲。
本文作者:雪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