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明理学，理心气学

宋明理学是中华文化的学术和哲学思想的“造极”期，是儒释道三教融突和合的精华。唐以来就希望把中国的儒释道融合起来，当时提出来一个文化整合的方法，叫作“兼容并蓄”。但是唐代的200多年到宋代前60多年，并没有真正把儒释道三教融合起来而构建出一个新的哲学理论体系。为什么？因为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发生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的时候，中国原有的伦理道德被破坏了，人们的价值理想也丧失了。精神没有了寄托，灵魂成了孤魂野鬼，没有一个落实的地方。

到了宋明理学，怎样化解当时伦理道德的衰坏和价值理想的丧失？怎样把儒释道三教融合起来？怎样落实“兼容并蓄”的方法？方法受价值观的支配，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当时，程颢提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可以查一下，《庄子》和《礼记》中就有“天理”两个字。那么为什么程颢讲“天理”两个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乃是他自己把“天理”升华为形而上本体论的理论思维。他把儒释道兼容并蓄的方法落实到了“天理”上，构建了一个理学的理论思维体系。从这点可以看出，一种方法需要落实到一个实在的层面。不同时期、不同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因此，程颢对天理的体会和理解与过去也不一样，进而他能够将“天理”两个字构建出一个思想逻辑体系。

宋代实行佑文政策，对当时的学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学术多元、学派林立、大师辈出，出现了哲学理论辉煌的新时代。当时北宋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涑学以及苏东坡父子的蜀学。到了南宋，出现了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张栻的湖湘学派、叶适的事功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这时演讲与学术讨论非常盛行。比如朱熹和陆九渊有“鹅湖之会”。朱熹和陆九渊两派展开了争论，两派的思想很不一样。陆九渊批评朱熹“支离事业”。这个“理”在哪里？你一物一物地格、一书一书地格，就成为支离。陆九渊说自己是“易简工夫终久大”。可见当时学术讨论的氛围很浓厚。

什么是“理学”？“宋明理学”是什么？这需要搞清楚。有人讲宋明理学是个浊流，是污泥浊水的一个时期。我们对宋明理学必须有个理性的认识。可以肯定地讲，宋明理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从汉到唐，奉行注疏之学，死守“师法”“家法”。对于经典，若汉代的人做了注解，那么唐代就不能再做注了，只能做注的注，叫做疏，“疏不破注”。我们知道，古人认为五经都是圣人之言，是神圣不可改的，只能按照圣人讲的话来说。但宋人为什么能够思想解放呢？他们认为五经不一定是圣人之言。譬如说《诗经》，有很多是恋爱的诗；《尚书》，是政府颁发的告示；《周易》有的不是圣人之言；《春秋》是“断烂朝报”。这样就把原来人们思想中不可动摇的“五经”，像五座大山一样，把它们推翻了。在这种思想风气下，朱熹以“六经注我”的方法，通过做注解，发挥自己理体学的思想，不仅自己做注解，而且自己来补经。譬如说《大学》当中的“格物致知”没有解释，朱熹就自己补上了解释，体现了一种思想的开放。

从宋到明的学术思想，我们叫宋明理学。其实宋明理学不仅到明为止，甚至到了近代，近代的新儒家也是继承宋明理学而来的。宋明理学从主流来说，基本分成三派：一派是二程到朱熹的理体学派，一派是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体学派，一派是张载到王夫之的气体学派。为什么这样讲？按朱熹的话，即使天地都陷了、没了，这个“理”还存在，所以他是以“理”作为最高哲学概念的。陆九渊讲，这个“理”不是在外面，而在“心”中，所以“心”就是“理”，开启了心体学派，由王阳明所继承。从张载到王夫之，“气”是最高的范畴。王夫之认为，“理”就是“气”的条理。三派对“理”有不同的认识，其关注的问题在于：“理”是客观的，是在心外的，还是在心里的，还是说是“气”的一种条理？对于这些问题，三派互相探讨，互相批评，互相切磋。

02

此心光明，良知四句

“此心光明”是王阳明临死时的遗言。他讲，“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就是说，我的心是光明的，此外也不需要再讲什么了。可见王阳明主要是讲“心”。为什么王阳明要讲“心”，为什么说“理”在“心”中？王阳明的思想有个变化过程。他开始是相信朱熹理体学的。当时要考举人、考进士，必须读四书五经，同时以朱熹的注解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所以他相信朱熹的“格物穷理”，就是要从外物当中格致出“理”来。有一天，王阳明有个姓钱的朋友说，我们“格”物，然后体认物当中的“理”，于是坐在王阳明父亲的官邸里，去格竹子的“理”。姓钱的朋友在竹子前冥思苦想，竹子里头的“理”在哪里？结果坐了三天，病倒了。王阳明一看，认为姓钱的朋友功底不够。于是他坐在竹子前面，冥思苦想竹中的“理”，经七天七夜，结果也病倒了。他从亲身实践中体会到，从外在客观事物中寻找“理”，是格不出来的。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这时他看过很多书，儒家的、道家的、佛教的都看，企图从中找到格竹之“理”失败的原因，试图解决为什么物当中格不出理来这个困惑。

后来王阳明被发配到贵州深山老林，就是贵州龙场驿。深山老林里有瘴气，环境很恶劣。王阳明得自己种菜、砍柴、做饭，非常狼狈。这时候，他觉得“理”在外面格不出来，如果“理”客观存在，就不应是这样。“理”，起码应该讲道理，按照理来办事情。有一天，他终于内悟到格物致知这个思想的内涵，否定了朱熹“求理于事物”的认识途径，肯定“吾性自足”而“求理于吾心”为圣人之道。“理”也在我心当中，从而逐渐构成心学思想，并在贵州龙岗书院讲学授徒。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授徒。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认为不要到外面去追求“理”，不要从客观事物中求“理”，“理”就在我心中，我心就是“理”。这其实也是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天地就在我心当中。尽管陆九渊的思想遭到朱熹的批判。朱熹的思想在明代已经成为士子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它本身已经僵化、没有生气了。当时王阳明的大弟子钱绪山等人去考试，按照王阳明的思想来答卷，结果一个也没有被录取。王阳明听后哈哈大笑，认为这是好事，全国的举人都来考进士，王阳明的学术在全国士子当中就可以得到传播了。由此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思想是一种胸襟广阔、看到了将来事业发展前景的思想。

后来，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思想。他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是天理的昭明灵觉。灵明能同万物相通。所以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中国就像一个人一样，天地万物就在我的心中。他说，我们看到有孩子往井里爬，会去救孩子，因为我们有恻隐之心。这一恻隐之心不是说要讨好他的父母，也不是为了取得我的名誉，而是出于“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是同这个孩子连在一起的。王阳明说，你看到鸟兽被伤害，瓦砾草木遭破坏，也会产生一种怜悯不忍之心，这种心同瓦砾、草木、禽兽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中国的思想超越了一切外在限制，达到了心的本体。这个“心”，不仅能够生天生地，而且也是社会伦理道德，同万物是相通的。

王阳明把“理”纳入心中，“理也者，心之条理也”。在他看来，“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良知便是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心外无理，亦心外无物，“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进而他提出了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思想体现出从“心即理”到“良知”的发展过程。良知也是一种体验。他曾经有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心中贼”应以良知来破。当时有学生问王阳明，我们到山上去，山上的花自开自落，同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王阳明说，当你还没有看到花的时候，你心里是寂静的；当你看到花的时候，花就呈现出来了，所以花就在你心中。过去我们一般认为这种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其实王阳明在这里并没有否定花的存在，只是说它还没有呈现出来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看，“心即理”同西方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是不一样的。

◎本文原载于《人民政协报》（作者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著名哲学家），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