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乐一
二零二四年是我发表《红崖天书考释》论文三十周年。八月七日时值甲辰立秋，笔者来到贵州安顺屯堡寨，黔中的余温如烈火般残留，让人感受到秋老虎的威力。在黄果树旅行社负责人徐启荣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濒临关岭的晒甲山。登山的路径崎岖不平，一行人披荆斩棘，费尽力气徒步登上了红崖古迹悬壁处。当我远眺对面逶迤蜿蜒的坝陵河大峡谷，想到三十年前在这里考释天书时笔者正是风华正茂，逢时遇景不由得心潮腾涌，感慨万千......
（坝陵河大峡谷）
所谓“红崖天书”，是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滇黔古驿道断桥一侧晒甲山石壁上出现的奇特字符，多年来无人识得。这晒甲山悬崖多有赭石成分，雨后冲洗经阳光直射会呈现红色，因而石壁上的字迹被称为“红崖天书”。
《贵州图经》载：“红崖山在州西北八十令，悬崖绝壁，壁立万仞，唯东面可登。”最早反映“红崖天书”的是明代嘉靖二十五年，辑于《黔诗纪略》的贵州文人邵元善诗：
红崖削立一千丈，
刻画盘旋非一状。
参差时作钟鼎形，
腾掷或成走飞象。
诸葛曾为此驻兵，
至今铜鼓有遗声。
即看壁上纷奇诡，
图谱浑领尚且盟。
由此千古之谜的红崖天书从晒甲山石壁上脱颖而出，在历史的遗存中推向社会。
（红崖天书古迹）
一九九四年初春，安顺地区行署地把破释红崖天书纳入正式议程，时任安顺博物馆馆长，红崖天书征集组组长李业成先生在《新华文摘》上发现我署名的论文《周易卦符破释》，认为我有考释天书的能力，经红崖天书征集组讨论，遂邀请我来贵州考察红崖古迹。同年六月，我经贵阳辗转安顺，在与李业成馆长接头后，开始查看征集组收集的相关资料，进入初始的考释研究。
安顺博物馆收藏的天书摹本有二十多种，多是不能通识的彝文和苗族图谱，以至造成许多研究者在没有考证摹本真伪的情况下进行破解，一时有“诸葛碑”、“古彝文”、“自然石花”、“夜郎观经”、“藏宝图”等推断，甚至有人推测为外星人所为。我在熟悉了各种摹本的图样后，选定了七种认为是靠谱的摹本，决定去红崖古迹现场进行对证。在三十年前，红崖天书字迹尚能分辦，这些字迹都是用牛血或者其它动物的血涂写上去的，并非凿壁而成。我扶在石壁上仔细查看，发现这些字形与赭石矿壁混淆在一起，又因年代久远，或为尘土覆盖，或已风化剥落，造成大多字迹残缺，无法窥其全貌。只能亲临悬壁触摸，才能辨识这些字形轮廓。唯有中央位置的字迹因在原有基础上又覆盖了一层朱砂，显得较为清晰。待我摸清了红崖天书的形成状况，便将收集的摹本与古迹上的字形作对比参照，确定只有清瞿鸿锡摹本与红崖古迹上的朱砂字形，无论从位置和形体上均趋于一致。从而认证瞿鸿锡摹本即是红崖天书的布局摹本。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红崖天书全貌，安顺地区文化局联系晒甲山脚下的布衣族村民挑来十几桶清水，均匀地泼洒在古迹石壁上，使其显示出更清晰的字形。我当时速记了崖壁上面隐约可见的字形共七十多个，包含了中央位置填过朱砂的形体二十四个，瞿鸿锡摹本正是勾画了这二十四个塗填过的朱砂字形而成。为什么这位瞿鸿锡大人当年的摹本只勾画了朱砂字形而没有勾画其它字形呢？事后我在安顺博物馆反复查阅资料中才得知其中原由：
清光绪二十七年，永宁知州涂步衢受命拓取红崖天书，因其非镌非刻，便指使当地团练罗光堂用桐油石灰沿字迹轮廓粘贴，以便凸出阳文进行拓取。罗光堂是个粗人，把天书弄得不伦不类，所拓图本自然是面目全非。涂步衢身为知州自知犯下大错，又听到当地乡绅要叩阍上诉，不得已令人将古迹上的桐油石灰铲劈刀凿，沸水洗涤，以至古迹崖面上斑剥陆离，字迹更是漫漶难辦。所幸安顺知州瞿鸿锡审岩度势，为保护天书原貌，亲临晒甲山红崖古迹处，将破坏的天书还原勾勒，并塗填朱砂以补原状，这就是“清·瞿鸿锡摹本”的形成过程。
我曾执瞿鸿锡摹本多次攀登红崖悬壁去核对求证。又在贵阳图书馆查阅到一幅日本人于民国初期探矿时拍摄的红崖天书照片。依据与古迹对比和参考日本人的照片，修补了瞿鸿锡摹本的遗漏之处，后来被著作权法认证为《清瞿鸿锡摹本双钩图》（刘乐一教授整理）。尽管清瞿鸿锡摹本仅记录了红崖天书的中央部分；但依据摹本分析，天书内容是借用汉字的拆借和反切形成，从瞿鸿锡摹本破释出的“允”、“丙戌”、“泣”、“匡”、“隐”等字形，可以考证出天书与明代丙戌年间建文帝出逃贵黔大有关联，再通过考证未加朱砂填塗的模糊字形，经过这些年的揣摸，譬如将模糊字迹复原为“亡云、去急、古奥、塔前、乎雅”，可反切为“炆泣告天下”。由此红崖天书内容可以意会出这是一篇“血书檄文”，通释如下：
“允炆泣告天下，燕贼悖道逆理，谋反篡位，朕不得己携皇子文奎避隐于黔，咸使知帝当朝有窘迫之难。今号召黎民臣子，爰举义旗，征剿叛逆，匡正大明纲纪，如律令！丙戌面璧承诏。”
明朝丙戌年即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距今618年。
《明史•恭闵帝本纪》曾称：“建文四年六月甲子，遣使赍蜡书四出，促勤王兵。乙丑，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玉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也就是说《明史》最终没有对建文帝的下落给出一个确切答案。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明神宗朱翊钧曾问内阁首辅张居正：“闻建文尝逃逸，果否？”张居正答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另《郑和传》与《胡濙传》皆言“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所以才有朱棣命郑和“浮海下西洋”，令胡濙“遍行天下州郡乡邑”追查建文帝之下落。由此可见，结合红崖天书，建文帝出逃后落脚贵黔已是不争的事实。
《安顺府志·风俗志》载：“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明洪武十四年秋，朱元璋一纸圣谕，令颖川候傅友德为征南大將军，偕副将蓝玉，沐英与顾成率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梁王巴剌瓦尔密。并经过三个月的战争，平定了梁王。贵黔背靠四川，左抑广东，右牵广西，面窥云南，是天赐屏障，地势十分重要。朱元璋认识到了西南稳定的重要性，即命三十万军队留驻贵州。又下令将留戌者的父母妻儿送到戌地，实施“调北填南”计划，从中原，湖广，江南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犯官等迁来贵州，名曰“移民就宽乡”。配发农具、耕牛、种子、田地，并实行三年不纳税优惠。几经治理，在贵州安顺一带形成了鱼米之乡的小江南。朱元璋曾自诩：“朕养兵千万，不费民间一粒米。”作为储君的皇孙朱允炆曾协助朱元璋处理政务，军民屯堡贵州他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建文帝逃匿贵州的安顺一带，是他最理想的去处。
（云山屯堡）
安顺地处黔中，素有“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之称。六百年前从内地迁移过来的明代遗民大多居住在这里，至今还保留着江南一带的语言习俗。笔者在黔中的屯堡寨调查，闻听建文帝住过的寺院古洞不下十数处，据贵州地方史志记载，今贵州之高峰山，安顺之飞虹山，长顺之白云山均有建文帝居住过的遗址，其中尤以建文帝扮僧隐居高峰山最为著名，这是因为在高峰山万华禅院找到了当年建文帝的踪迹。高峰山原名谷陇山，距离平坝城东约三十华里，《高峰开山常住碑记》说：“盖闻创业者有由来也。僧法名秀峰，号清林，系江西省抚州所属高邮县籍。自幼投佛出家，中年发心云游参访，始于洪武初年至黔地谷陇山，观此处幽程胜景，千山重迭，万峰围绕，人杰地灵，山运当兴，故与苦尼刘都姑买得谷陇山一座，东抵锡抵陇，南抵猪槽陇，西抵陡关角，北抵于井坡脚，四至分明为界。时价纹银五两六钱正，豆粮三升，买置妥当。僧侣建立常庵，更名高峰山，高峰之名从此生也”。清末中兴，了尘和尚《吊高峰山长歌行》诗中有“宝刹创垂原太古，建文去国亦流连”之句，认为建文帝遁迹高峰山却是事实。
（高峰山万华禅院）
高峰山万华禅院的贡献就是为后人留下了一块“肇石”。在该院的斋堂地下有一处藏身洞，洞底有一石刻：“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建文帝隐匿高峰山的时间说法不一，红崖天书上的“丙戌”即是永乐四年，开山僧秀峰圆寂的时间也是永乐四年，似乎是他与建文帝见面不久就去世了。秀峰的继任是本体和尚，本体与建文帝投缘甚笃，除了生活上的照应，还修建禅台为建文帝参佛所用。佛家以慈悲为怀，万华禅院留有“肇石”见证，也就不足为怪了。
（藏身洞肇石）
当年建文帝落难贵黔，还有什么重要线索值得后人探究呢？这就是明史所载“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后宫内丢失了国玺。《明太宗实录》记载：“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是说明成祖问身边的大臣，宝玺被焚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残骸呢？朱棣开始疑虑他侄子朱允炆带走了传国玉玺以图东山再起。于是在永乐五年朱棣派遣户科给事中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暗中寻觅建文帝踪迹，找回丢失的明朝国玺。那么建文帝临逃带走了宫中哪些玉玺呢？笔者可以大胆推测他带走的应该是传国玉玺，大明天子之宝玺和建文皇帝之宝玺；因为这三方国玺皆是首选的镇国之宝，具备“皇权天授，正统合法，国之信物，律令凭证”之功能。大家还记得清代退位皇帝溥仪被迫出宫时，他在棉衣中藏有象征皇权的田黄三联章，这田黄宝玺一直跟随溥仪颠沛流离从不离身，直至十年之后才将这“国宝中的国宝”奉献出来。
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确立了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规定皇帝自称为朕，用印为玺。吸取嫪毒伪造玉玺谋反的教训，决定由丞相李斯传授工匠制作传世国玺；此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印面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意为玉玺天命所归，得玉玺者得天下，这就是后世传承的“传国玉玺”。宋朝人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系清代两江总督采进本，收集了三个版图的传国玉玺印文，其中两个版图是不同类的鸟虫文，一个版本是李斯的小篆印文，说明从宋代之前就有不同版图的传国玉玺，真是扑朔迷离，真假难辨。西汉末年，王莽专权，皇帝孺子仅两岁，传国玉玺被收藏在长乐宫由太后掌管。及至王莽篡汉建新，派人去长乐宫索要玉玺，太后王政君大怒将玉玺抛丢在地上，以至龙纽损伤。《汉书·元后传》记载为“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后世所传王莽让工匠用黄金补角，乃是元末罗贯中在他所著《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说法，并无史料依据，不足为信。《后汉书》载：“术死军破，璆得其盗国玺，及还许，上之”。是说袁术兵败病亡，荆州刺史徐璆带玉玺去许昌献给了汉献帝。汉献帝虽重得传国玉玺，但东汉的时局危如累卵，未几曹丕篡汉称帝，为证实合法皇位，命工匠在传国王玺壁上雕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为后人留下了传国玉玺的佐证。至于传说玉玺上刻制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字用的是鸟虫篆文，笔者认为实属荒谬。试想秦始皇统一文字，让六国都使用李斯创制的小篆书体，为何要用楚越二地使用的鸟虫篆来雕刻传国玉玺呢？岂不让人匪夷所思？至北宋时，宋徽宗宫中存藏的传国玉玺多达十几枚，大臣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皇帝赵佶招集朝内十三位大学士予以考证，最终以玺有螭角损伤，侧有大魏刻款，印文李斯秦篆为三项佐证，鉴定出汉传玉玺。
传国玉玺从汉至隋唐，再经五代十国直至宋元各种传闻不绝于耳，只是到了明代却戛然而止。或许只有建文帝才晓得这方玉玺的下落。
五代之前的玉玺，大多是镌刻八字，至朱元璋将之减为六字。明朝建国，号令天下随事而施的“大明天子之宝”也就应而生。这枚国朝御宝，建文帝出逃时不会想不到它的作用。至于“建文皇帝之宝”是当朝行使皇权的信物，用于“以布召赦”，又是彰显帝位的凭证，建文帝更是不会放弃。这里要说明一点，在建文帝继位不久，恰有西方使者进贡一块雪山青玉，建文帝命工匠精雕细琢，又亲自命名十六字镌朱文：“天命明德，表正方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于印上。雕成的青玉大印二尺二寸见方，估算也得几百斤，连掌印官也难以操持。这方命为“凝命神宝天子玺”只是观赏而已，並无实质作用。因体形巨大，建文帝也不会带走。之后朱棣掌控南京，看到这方大青玉玺曾感叹：“允炆侄儿及股肱大臣只是徒有大志，却难作为。又受方考孺黄子澄所蛊惑，喜好这些繁文缛节，腐儒理政，必然失国也”。话说回来，“传国玉玺”，“大明天子之宝”和“建文皇帝之宝”这三方玉玺被建文帝带到哪里了呢？应该说建文帝逃到哪里，玉玺会跟随在哪里。贵州高峰山万华禅院东侧半山巨崖上镌刻有“西来面壁”四个大字，壁下是建文皇帝坐禅处。笔者登上禅台仔细察看“西来面壁”刻字，却发现“壁”字写成了“玉”字底的“璧”，这与红崖天书中的“面璧承诏”如出一辙。西来面壁系佛教故事，相传达摩祖师由印度来华，约会梁武帝，言不契机，遂到嵩山少林寺打坐，面壁九年。建文帝禅坐此台，似殊途而同归，为何将“壁”写或“璧”，感觉大有深意，再读西来面壁之“西”字可谐音为“玺”，更是耐人寻味，似乎为失踪的明朝玉玺开启了探索之门。
（西来面璧）
笔者自一九九四年来晒甲山考察红崖古迹，三十年后重游此地，却见悬壁上“天书”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已经消失殆尽，其悲怆之情景令人潸然泪下。而高峰山石壁上的“西来面璧”日渐端倪，却让我心情大悦充满喜望。当看到距离建文皇帝坐禅处不远有三座浮屠石塔矗立，恰似三方印玺钤盖在地面上。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此时此景不禁吟出古风：
杖藜徐步走贵黔，
须臾七旬莫等闲。
西来面璧依然在，
青丝白发一瞬间。
骇秘天书说惠帝，
疑惑国玺何日还。
山魂若是情有义，
可否许我再盛年！
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于贵州高峰山万华禅院
作者刘乐一系山东大学知名教授，一九九四年开始赴贵州考释红崖天书，曾发表《红崖天书考释》（刘乐一，李业成），《寻踪建文帝》，《红崖天书再考》等相关论文。
更新于：4小时前